1938年，从上海交通大学毕业后的杨嘉墀穿越线来到昆明，协助中央电工器材厂的工程师研制无线电载波电话。同是那一年，物理学家王守竞的夫人费令宜女士划亮了一根小小的火柴点亮油灯，当这象征性的星星之火燃尽时，中央机器厂的电灯大放……在敌强我弱的国力较量中，那一代工商业人士竭尽了全力，坚守着自己的职责。
抗战胜利70周年后，回望内迁企业，军用光学仪器厂（后来的云南光学仪器厂）、中央电工器材厂（后来的昆明电缆厂）、中央机器厂（后来的昆明机床厂）、昆明冠生园……这些曾经如雷贯耳的名字从未淡出云南人的视野，它们演变为现代企业，依然在云岭大地上日复一日地运行，依然是云南工业的重要力量。
“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华北、华东、华中、华南等地的主要工业先后沦陷或受到日寇。
据相关史料显示，此时由于战争影响，沿海一带的工业受到严重打击。为“应国防上之急需”，国民拟订《西南西北工业计划》，确立以西南为中心的大后方经济战略，将沿海或靠近战线的新式设备迅速向内地（西部地区）迁移，利用已有的机械装备供内地建设，在大后方迅速建设新的工业基础，以支撑战时中国经济。同时国民还制定了战时的工业发展方针，即“以军需工业为中心”。
1937年11月底，上海140多家工厂的机器设备陆续到达武汉。工业内迁的中心由上海转移至武汉。部分机器、电器、纺织工厂，于匆忙中在武汉临时开工生产。但战局迅速恶化，聚集在武汉的企业不得不考虑再次迁移，重庆成为多数企业的选择。
1938年7月，湖北宜昌长江边，是中国抗战实业史上最惊险的一刻，亲历了大撤退的平民教育家晏阳初称其为“中国实业上的敦刻尔克”。聚集在宜昌候轮赴川的人员超过万人，兵工署和民营厂聚集在宜昌江边的货物堆积如山。由于汉口陷落，此时的宜昌恐慌，秩序混乱。重庆人卢作孚驻现场指挥轮船、木船来往险滩丛生的川江进行抢运。最终在四十天期限内，把宜昌码头的人员全部运完，器材运出三分之二。
在沿海企业第一轮内迁的另一条线多家企业最初迁入湖南。随着1938年后期战事逼近，一些企业不得不再次行装，再一步内迁川渝。在整个工业内迁中，最完整的是南京、武汉、山西、河南等地的兵工厂。其次是航空委员会的飞机工厂，不仅抢运迅速，而且复工迅速。
据统计，从1937年到1942年，大后方重要工厂数为2807家，其中1589家集中在西南。而重庆更是西南工业之中心，占后方企业总数的28.3%。以重庆为中心的川渝地区迅速成为中国战时最主要的兵工生产和最大的新兴工业区。当年著名经济记者徐盈写道：中国“西部高原上的新工业的建立，主要的要靠东部工矿单位的内迁，数目不多，作用很大。”
由于重庆电力紧张，原材料供给困难，加之日机轰炸频繁，难以工厂的正常生产。而云南作为抗日大后方，有滇越铁和滇缅公两条运输线，是当时最重要的国际运输通道，可解决兵工厂的原材料和设备进口问题，因此国民把云南昆明定为机械、电器、冶炼工业区，成为大后方工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云南的工业就是在此时迎来了新的契机。此前，由于受经济、社会发展等因素的制约，云南工业虽有萌芽、发展，但总体偏小偏弱。工厂内迁后，云南相继建立了中央电工器材厂、中央机器厂、炼铜厂、兵工厂等企业，工业因此兴盛一时。
据相关统计，当时内迁昆明并具有一定规模的机械制造企业有11家，主要分布在海口镇、马街镇、黑林铺镇和茨坝镇，其中以设在海口镇的光学仪器厂、设在马街镇的中央电工器材厂、设在茨坝镇的中央机器厂最为著名。
创办于1936年的原国民南京军用光学器材厂，于1939年1月从重庆迁至昆明，改称军用光学器材厂，即第二十二兵工厂，主要生产军用双筒望远镜、迫击炮等。
1939年4月1日，国民军政部兵工署在昆明成立第五十一兵工厂，主要生产捷式和苏式轻重机枪，从欧美等国进口各种机器设备1000余台，并聘请专家做顾问。
1942年1月，第二十二兵工厂和第五十一兵工厂合并，改称第五十三兵工厂，占地面积4830亩，拥有进口机器设备近千台，员工及士兵2400余人，是云南规模最大的兵工厂。抗战期间，累计生产轻机枪15000余挺、望远镜13000余架，并为中国远征军修理了近千门火炮、27000余支机步枪等。
中央电工器材厂在国内首次生产出军用通讯电缆，无线电器材厂和电工器材厂也分别生产出军用无线电报话机和电话机等。
云南省地方也积极投资兴办实业。资料显示，为支持抗战，全力生产军事产品和民生用品，云南地方利用沿海资金、技术和管理人才，通过合资、独资的方式，加上原国民“四行”的投资共5.3亿，兴办40余个企业，连同内地迁来的军事工厂一起大力发展生产。1937年至1945年，是云南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
1937年8月，淞沪抗战爆发，日军开始大举进攻上海。占据中国近80%工业能力的东部沿海地区处于日军的下。为保持国力并支持长久抗战，众多中国工业企业开始了漫漫西迁之。
这次迁徙的企业以来自工业较集中的长江三角洲区域最多，北起山西、山东，东起江苏、浙江等省，齐向西南大后方移动。涉及军工的企业迁建，又是其中的重点。国民军政部兵工署决定将由南京迁到重庆的军用光学器材厂迁往昆明，并在昆明新建了四个兵工厂。至1940年，兵工厂西迁基本结束。八年抗战，中队正面战场大部分的的补充，即由这些西迁兵工厂所制造。
随着抗战内迁，云南的工业在很多方面实现了从无到有，如化学工业、电器工业和建材工业，橡胶、面粉等工业也是在此期间建立的。
国民经济部的相关数据显示：1940年昆明地区主要的工厂企业已达80家，其中兵工行业6家，机器行业11家，冶炼业6家，电器业7家，化工业25家，纺织业15家。厂矿工人也从战前的2000多人增加到3万多人。
尽管如此，企业内迁还是为云南带来了较先进的工业设施和技术，也培养了大批技术工人和专业技术、管理人才。
二战研究学者戈叔亚说，“这次内迁，让云南的近代工业实现了跳跃式发展，在短短几年内取得了长足发展，并奠定云南工业的基础。”云南省史学专家卜保怡在他的著作《昆明名人旧居》中这样写道：“抗战期间大规模的工厂内迁，一方面从经济上支持了中国持久抗战，同时，工业内迁改变了中国工业的不合理布局，这对于近现代中国西部经济发展和经济格局的影响都是极为重要和深远的。”
现在被誉为中国精密机床制造业“一颗明珠”的沈机集团昆明机床股份有限公司（原昆明机床厂），厂史资料中还记载着曾经中央机器厂的历史。
中央机器厂原建在湖南湘潭，抗战全面爆发后，5000余吨机器被拆卸，经广州、九龙、转越南，由滇越铁运达昆明。
著名物理学家、哈佛大学理工博士王守竞先生是中央机器厂的首任总经理，老员工还记得他骑着自行车在昆明四处奔走选厂址的故事，最后选定在昆明城北十多公里的茨坝，这里三面环山、便于防空。1938年5月，工厂在茨坝一片凸凹不平的山坡上破土动工。仅1年，偏远而沉寂的红土地上便崛起了一排排崭新的厂房，大批现代化的机器在厂房内安装起来。
中央机器厂的任务在当时看来极为高端——生产飞机发动机。后因所采购设备在运输中遭日军所抢而中止，改为生产动力机械、通用机械和机器工具。
1939年到1943年是中央机器厂的鼎盛时期，员工一度发展到2475人。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机器厂发展为昆明机床厂，是我国生产高精度坐标镗床、卧式镗床、精密测量设备和检测元件的国家重点企业和出口企业，以产品制作精密和质量优良而享誉国内外。
昆明电缆厂也延续着这样的辉煌。1977年进厂的昆明电缆厂员工杨师傅对中央电工器材厂的历史十分熟悉。据厂史显示，1930年代中国并没有自己的电线制造工厂，有识之士兴办电线厂，国民资源委员会遂下拨法币1450万元筹建。
杨师傅介绍，中央电工器材厂本选址湖南湘潭，最后易址昆明西郊马街子，该处有滇越、川滇等交通线，有运输之便；云南又有铜、铅、锌等矿藏，有原料之便，于是20亩兴建。建厂之初，电工器材厂的相关技术来自英国绝缘电缆有限公司，设备则来自英、德、法、美等国。由于国土沦陷，进口设备已不能由上海入关，只得改运，再由运至越南海防，经滇越铁运往昆明，延迟了建厂时间。
当时的昆明西山区云集众多工厂，是日寇军机轰炸的重点地区。中央电工器材厂有当时云南所有工厂中最大的厂房，屡遭轰炸。前来支援的英国绝缘电缆公司技术人员撤走。日军的，使得原材料供应困难，工厂只能收购民间的废旧杂铜经、电解、铸锭后勉强维持生产。尽管如此，中央电工器材厂仍于1939年7月1日生产出了中国第一根电缆导线。现在，它与当年拍摄的吊装设备照片一起陈列于昆明电缆厂厂史馆中，捐赠人是英国绝缘电缆公司最早派出的工程师布莱克。
厂史记载，从1939年至1945年，中央电工器材厂共生产总导体4400吨，生产产品有裸铜单线、橡皮绝缘线、花线、电缆、电话机塞子线、军用被复线等，尽管生产规模不大，产品品种与数量也相当有限，但仍迈出了中国线缆工业的重要一步。
自1938年起，为战火，移民大量涌入云南，一时间，昆明各种生活用品奇缺。一些轻工企业也开始进入昆明，其中包括上海的老字号糕点店冠生园。
冠生园的创始人冼冠生的堂妹冼雪珍女士还记得当时的情形。当年冼冠生不愿意冠生园落入日本人之手，毅然迁到武汉、重庆以及昆明。成套设备运往昆明时，从上海和杭州聘请的师傅也随着设备一起到了昆明。在昆明极为繁华的金碧，第一家冠生园门店正式开张营业。
由于物资匮乏，冠生园创造性地采用了云南本地的食材，又融入上海、浙江等地较为先进的加工工艺技术，生产的糕点、饼干、蜜饯以及纸包鸡、叉烧包、烧麦等食品小巧玲珑，口味鲜美独特，广受市民喜爱，冠生园餐厅也成为昆明当时“时髦”的象征，闻一多、郭沫若等社会都时常光顾。
冼雪珍回忆，抗战时期条件艰苦，冠生园的糕点师傅都是穿着昆明人所说的一种叫做“板板鞋”的木板拖鞋在工厂终日忙碌，为抗战前线生产军需食品。
由于滇缅公和驼峰航线是当时抗战物资的主要运输途径，不少战时物资都是先到达昆明后再被运往全国各地，昆明就可以拿到一些在外地无法获得的原料，比如奶油。当时冠生园制作的奶油曲奇和方糖成为航空公司飞机上的特别供应食品，陈纳德将军和飞虎队的飞行员们也成这种曲奇饼干的资深粉丝，指定冠生园为唯一供货商。
冼雪珍说，飞虎队刚到云南时，昆明缺乏会做西式糕点的人才，飞虎队官兵一度与西式餐点绝缘，又吃不惯中式糕点。冠生园建厂后，专门派遣一位杜师傅为飞虎队制作西式糕点。
当时，西南联大校长梅贻琦的夫人韩咏华和同事们为减轻学校负担自制了蛋糕，取名为“定胜糕”，交由冠生园无偿代为售卖，所获财物用于支援抗战。
漆成绿色的门窗，曾经千疮百孔的墙体粉刷一新，青色的瓦当……在盘龙区茨坝街道办事处附近，两间被栅栏围起来的门楼显得格外醒目，立着的牌子指明这是盘龙区文物单位。
这里是曾经蜚声中外的中央机器厂的门楼，已在昆明度过了自己的“古稀之年”。曾因饱经而摇摇欲坠、满身伤痕，盘龙区和昆机集团投资近20万元对门楼的墙体、屋檐等部位进行半年的修缮后焕然一新。随后，移交给盘龙区由文物单位管理和。
机床厂的老工人徐师傅了这两个门楼的再次崛起。他告诉记者，这两个门楼实际上是中央机器厂进厂正门处两边的小房子，相当于现在的门卫室，一到昆明机床厂就可以看到。这几十年来，原中央机器厂的厂房和设备已经全部被现代化的新厂房和新设备取代，原有的建筑物还剩下这两个门楼，由于年久失修，檐角已经塌陷，墙体也损坏，再加上墙脚有老鼠洞，前一个雨季使房屋积水，墙体倾斜，门楼面临着倒塌的。
盘龙区文物管理所在门楼挪架维修过程中，对所有能用的部件都拍了和照片，同时编号。对不能再利用的材料，如瓦片、砖块、椽子、柱子、横梁等，也按原有尺寸制作，除砖墙不再使用土砖外，其他部件尽量使用原材料加工、制作，使得修缮后的门楼不改变原来模样，甚至瓦片、砖墙的颜色也一如从前。
沿着春雨靠山边的旧道一直走到马街段，昏暗的夜色下，约7000余平方米的几间并排车间，屋架上仍存留有日机轰炸的痕迹，让人肃然起敬。
相比茨坝中央机器厂的门楼，保存更为完整的电工器材厂的厂房，虽然经过修缮，仍带着空袭后的痕迹。泛着黑色光泽的青砖，剥落的墙皮，锈蚀的方形电线杆，英式工业建筑的造型，无不在述说着过往的沧桑。虽然现在作为文物建筑而留存下来，但当年由英、德、法、美多国进口的设备在过去的几轮技术中已经散失，再也难觅踪影。
昆明冠生园位于金碧的老厂房也已消失不见，只在老照片中留下昔日的影子。冠生园整体搬迁到滇池边，在改制的大潮中存活下来，一直是昆明人高度认可的老字号品牌。高粱地儿野炕头